黄河：中美“新冷战”下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博弈

作者：黄河 发布时间：2018-06-04 09:54:01来源：+收藏本文

计划协调人：蒋昌建

编者按：黄河教授在四月中下旬的一次会议中，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及美国长期对华战略演变，提出了中美间博弈的敏感性与脆弱性这两个重要的因素，在中美不断的互相试探当中，中美两国关系和贸易政策形势也如黄河教授一个多月前的判断一样在发展，因此我们有必要再仔细重读黄河教授的观点。

本文基于华泰证券公司的会议内容整理，原文发布于公众号“华泰85后策略团”，有修改。

感谢华泰证券公司和黄河教授的授权！

黄河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理事

1945年4月12号，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了，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连任四届的总统，带领美国走过了大萧条，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美国总统，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家境出身非常好的世家子弟，含着金钥匙出生，父亲给他留下的信托基金一年就有5000美元，在那个年代，小店主工作一年的收入也就是三四百美元。

他的突然去世，使出生在普通家庭的杜鲁门总统“慌了”，杜鲁门当时只是一个配角，他“被迫”接任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能力驾驭当时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所以，他只能依赖一个来自东部的智囊团，智囊团成员包括乔治·凯南、艾奇逊等等，在美国的冷战史上他们也被称之为“智者”。2017年5月26日最后一位智者布热津斯基去世，这代“智者”退出了历史舞台。

乔治·凯南，曾经出任美国驻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大使。最近出版了他的日记（《凯南日记》），他活过了100岁，所以日记的副标题是——用100年和美国告别。凯南奠定历史地位的是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叫《苏联行为的根源》，他指出“俄国的政治行为就像一条不停的流动溪流，如果不去管他就会流满每一个盆地，这个时候对付这类国家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他提出一个词叫遏制（containment）”，“遏制”不等于直接对抗，更不意味着美国以及其同盟国要立即联合起来针对当时的苏联发动战争。遏制在英文中的名词是containment, 动词是contain, 其主要含义是牵制、遏制、容纳、克制，而container是货柜和容器之含义。他认为，美国不需要对对手发动军事上的任何行动，只要把其行为控制在地缘政治的“容器”中，不给它向外发展的资源就可以。

对于中国，乔治·凯南对艾奇逊解释说，蒋介石政权是一种悲剧，但不会是一场灾难。中国资源短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会变成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强国。但如果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将会构成对美国的直接威胁。美国的NSC41号文件表述得更加清楚，强调经济战是美国在任何时候对付中国的最有效武器。

 乔治?凯南与冷战

这是从美国国务院网站上直接下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当时标注为“绝秘”，其实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就在制定应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我们不要以为有些政策是特朗普突然拍着脑袋想出来的，实际上，美国的基本政策思路一直没有变。

在冷战时期有一个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冷战结束之后有一个瓦圣纳协议，不向中国出口任何有军事用途的高科技产品，这个协议一直在做。我们要知道奥巴马时期，奥巴马说，中国确实在“搭便车（free rider）”，“他们搭了30年的便车了，且一直没有什么问题。”他接着调侃说，“我们能像中国一点吗？”

他的意思是说整个二战之后自由贸易体系以美国为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GATT、IMF与世界银行）的方式建立的，但你们却利用我们的体制发了财，我们现在日子反而难过了。所以，特朗普发推特说，当我们和某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有1000亿美元，并且对方在耍聪明的话，那就停止贸易，我们会赢得更多”，他说我们正在与中国打经济战，25年或30年内，我们中的一个将成为霸主，如果我们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请注意一下，今天的局面实际上早就有预兆，只是大家没有关注罢了。在2017年中国WTO合规报告中，美国对发动贸易战的全部领域和范围提出了预告，六方面，知识产权、产业政策、服务、农业、透明度和法律框架。报告指责中国一方面推行干涉主义政策以限制进口商品和服务以及外国制造商和服务商进入中国市场，从而有利于国有企业和其他重要的内资企业等等，此举导致全球市场效率低于应有的水平。报告指出这些年来的对话机制并没有取得一些应该达到的成果，并且宣称2016年中国有30多项省级和地方措施将中国采购偏好和政府自主知识产权挂钩等等。我们提出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其实在2017年美国方面已经有所行动了。

报告同时指责中国以网络安全为理由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报告进而认为中国监管部门对农业生物技术产品审查过于缓慢。美国主要关注的领域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在贸易战中将会被高度关注的领域，只是我们那个时候并没有人对这份报告给与足够的警觉，或者给予一个预警。

特朗普发了推特，说当一辆汽车从中国生产进入美国只付2.5%的关税，而中国的收美国汽车关税25%，这个叫自由贸易吗？这是一种愚蠢的贸易，而且这种愚蠢贸易做了很多年。因此在此报告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回顾了中国的入世之论，并对现状做出如下总结：中国目前贸易体制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相反国家主导作用仍然很强。

从学者层面看，约瑟夫·奈认为中国不是软实力，是锐实力，他说，一个人如果拿枪指着，要你拿出钱包，这个时候的想法和愿望无关紧要。

这种焦虑自2017年底以来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美国行政和立法部门接连出台一系列对华强硬的报告和法案、中美贸易冲突的加剧，以及整个西方战略界掀起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美国的对华战略似乎正在告别过去四十余年的既有框架，在安全上转向遏制，经济上转向民族主义。正因如此，不少学者开始担忧中美陷入“经济新冷战”的风险。

所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推特说：“重回冷战时代”。

其实，打贸易战这个事，我们觉得蛮新鲜的，但是在美国人看来，就是家常便饭，包括和当年的日本，日本当年可以把帝国大厦买下来。

博弈的情形是这样的：如果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而中国没有作出反应，不但对中国伤害较大而对美国伤害较小，而且还会造成以后美国政府肆无忌惮地损害中国的贸易利益。但是，如果中国作出反应，将增加美国挑起贸易争端的代价，同时也会对自己造成一定的损害。

美国政府很清楚：大量进口中国物美价廉的消费品降低了美国的物价水平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的最初手段不会针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而是针对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中国产品。由于美国是技术先进的国家，限制中国这类商品的进出口对美国经济影响不大。但是，如果中美贸易战争全面爆发，美国接着采用的手段将是限制中国对美国市场依存度较高的出口商品的进出口。

中国政府的贸易反击应该会选择那些美国依赖中国市场而中国又能够找到替代品的产品。例如，高粱、大豆是一个选项。其中，美国农民生产的大豆1/3销往中国，中国进口大豆主要用于生产饲料和食用油。由于不少国国家有增产大豆的潜力，中国转向购买别的国家的大豆，同时用别的粮食生产饲料和生产别的种类的食用油，尽管有可能造成生产成本上升，但会对美国的农业造成不利影响。

未来可能有三种前景

第一，美国考虑到得失而停止发起贸易战而走上谈判的道路，这是理性的选择。
第二，美国挑起事端并与中国进行一、二个回合的交手，再停下来谈判，这是不大理性的选择。

第三，中美全面爆发贸易战，这是最不理性的选择。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市场，失去对方市场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中美贸易战争将导致中美两国一定程度的经济衰退。但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大于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所以对中国的伤害会大于对美国的伤害。

我们要思考的是，特朗普自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中国学界、舆论界对特朗普的判断是否存在战略性误判？

因为，这里存在一个严重的认识偏差。中国的很多论坛、活动等一般只邀请对中国长期持友好态度的美国企业家和学者。这导致中国的大部分论坛上听不到美国的另一种声音。所以，可能不要期望美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会很快形成一个统一战线，维护中美贸易上的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抗击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诚然美国很多利益集团会受到特朗普关税政策的损害，并且在政治层面上对特朗普施压，要求他收回他的举措。特朗普会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而且美国也会付出相当的经济成本。但是我们也不能抱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这样的政治成本会让特朗普退缩，会马上向中国服软。很可能特朗普所面对的政治成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昂，而且从现有的数据上来看，他似乎并没有在付出任何的政治成本。

美国政界和企业界这次在面对特朗普对华征税政策时的态度，反映了美国政界、学术界和企业界开始对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那就是美国很难通过“交往政策”和加深经济交流来逐步提高中国市场的自由度。

中国面临的“尴尬”处境可能在于：对中国而言，几年前中国依然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格局还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仅仅10-15年就可能在经济总规模上超过美国。这次“贸易战”使中国提前发现自己在面临复杂的发展任务，军事硬实力准备远远不够的情况下，居然被美国锁定为“霸权头号挑战者”，中国对此严重缺乏心理准备。　

2017年6月29日，94岁的基辛格访问俄罗斯，与普京闭门会谈，安排“双普”会。 基辛格认为，奥巴马所宣称的“美国甚至不再需要一位乔治．凯南”就是一种错误心态的集中体现。

美国的目的是：把中国国力增强所带来的中国的国际战略，牢牢限制在美国主导下的亚洲安全框架之内。换言之，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中国国力和军力的增长所带来的新的国际战略，装在美国定义的战略安全的“容器”之中。

我们引用《纸牌屋》中的一句话，美国也可以像伊朗一样危险。所以我们在分析中引入相互依赖的概念，中美之间是相互依赖关系，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了，大家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但是相互依赖也要付出代价，相互依赖中间双方面必然会产生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

敏感性：一方对另一方变化所受影响的大小及受影响的速度快慢；

脆弱性：一方对另一方的应变能力的强弱及付出代价的大小

在敏感性与脆弱性的框架下，获利能力和获利程度又取决什么呢?答案仍然在敏感性和脆弱性之中。从根本上讲，敏感性和脆弱性实质上是衡量相互依存中包含着的代价和利益的尺度。就石油危机例子而言，日美两国在同样遇到阿拉伯国家石油武器的冲击时付出的代价完全不同。日本在石油价格上十分敏感，十分脆弱。阿拉伯国家一宣布石油提价，日本全国马上出现抢购风潮，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最后不得不以转变追随美国的亲美政策为代价保住了石油的供应。美国因其国内的大量石油储备和丰富的石油资源，不仅稳住国内阵脚，而且主导了中东的战局，并对战后的中东和平进程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和作用。

特朗普说我们就在玩小鸡游戏吧，两辆同时行驶的车同时撞向对方，谁逃谁就是小鸡。

有学者认为，管理整个世界的权力结构可以概括为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强迫某人做某一件事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制定一系列的规则的权力，中美之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谁拥有更大的结构性权力谁就赢。

例如，在安全结构方面，美国认为其军队驻在亚太地区，保证了亚太地区安全和和平。例如，2017年11月5日，特朗普到日本横田美军基地，“我们将与朋友和盟友合作，寻找一个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当你们和美国人民一道在整个印太地区，目睹到自由和独立国家的时候要为之感到高兴。”

特朗普在横田美军基地发表演讲

还有安全结构也可以被认为是国家对商品和投资进行安全上任何审查，比如说关注近年来的趋势，2012年开始，美国和欧盟发布了《欧盟于美国就国际投资的规定原则》，第七项严格适用国家安全审查，今后的投资进入这些国家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我们知道今天华为被要求做什么？美国有关部门把书面文件递交给华为，要华为提供向朝鲜、伊朗等国提供设备的全部清单，这是刚刚的消息，美国要对华为下手。

其实早在2012年10月8日，美国将华为丁姓高管喊到美国国会山回答问题就已经看出端倪。我们看一下美国的问题清单是什么：要求华为提供股权结构名单，过去五年内包括中央军委、国防部、安全部、财政部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内的十个党政机关中，与华为保持联系的所有成员、姓名、职务和财务来往清单。

权力结构最终的来源是什么？一个国家获得四种基本权力结构影响博弈结果最终的来源是什么，基辛格认为是军事实力。

怎么理解这个事情，举个例子。很多同志去过美国，也去过华盛顿，知道4月份是华盛顿最好的季节，因为华盛顿可以看到樱花。1912年华盛顿开始种樱花，以此代表美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华盛顿4月份有个樱花节，日本人开始庆祝自己的樱花节，但我发现到樱花节的那一天。日本裔美国在庆祝节日，而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庆祝硫磺岛战役的胜利。邓福德上将说，69年前，我们海军陆战队阵亡6000多人，把23000名固守硫黄岛的日本人打的只剩下300多人。此话显示了其军队的杀戮能力。

美国人认为，上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海军与海军陆战队二个兵种就能够跨洋作战，能够组织10万的兵力，体现了其军队在后勤保障上的强大。通过该次战役，看到美军对日的战争决心，面对重大战略利益，可以承担巨大伤亡，并没有退却。

由此看来，日美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打出来的，普京说过一句话，不要吵领土问题，什么是边境线？边境线就是俄罗斯士兵刺刀到的地方。国际秩序也是打出来的。雅尔塔会议确立了二战后美苏为首的全球两极政治和经济秩序就是建立在美苏超强的军事霸权基础之上，没有军事上的实力保证双方无法建立起战后的国际秩序。

所以金融危机之后，有一本书叫《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认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衰落或者西方衰落似乎已经成为世界舆论的潮流，甚至是“真理”。但美国学者维克托·戴维斯·汉森在《杀戮与文化：强权兴起的决定性战役》一书中认为，其实西方一直就没有输过，因为西方军队的杀戮能力依然强大。

还有一个就是知识结构。知识结构将决定什么是知识、怎样生产知识、以及由什么人采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知识权力是微妙而隐含的，是潜移默化的，权威的授予常常是自愿的。

知识可以用在贸易战吗？回答是：可以。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道勒就说，威胁限制中国学生签证可能是一个谈判的策略——施压中国改变其贸易做法的一个方式。因为许多中国学生来自于精英家庭及有影响力的家庭。

最后就是能源体系，这是中国的弱点，中国官方在2003年就曾经开启了一场有关“马六甲困境”的辩论——中国经济及能源的软肋就在马六甲海峡。美海军曾经在西太平洋举行了切断中国海上通道的代号为“勇敢之盾-”的军事演习期间，美国国防大学国家安全研究学院研究员、海军陆战队退役上校T.X.哈姆斯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威胁的担心胜于一切。

所以，中美贸易问题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中国现在更为紧迫的问题是面临三级对手的挑战，即大国战略对手的遏制，地区对手的抵制和中小对手的牵制。

特朗普说，要做点大事。特朗普内阁中，我认为出坏主意的是班农，但是他不承认。我们要了解中美面临的局面，要看班农观点，例如他说，中国搞经济侵略要引起高度重视，如果经济侵略概念一旦成立，美国国会会采取立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变相的制裁。班农痛斥伊万卡夫妇，认为所有坏决定的源头都是他们俩干的。

美国未来还会在贸易和南海两个点上，测试中国有多敏感、多脆弱。这基本上是一场不要命的游戏，在达成结果之前要“忍受痛苦”，约瑟夫·奈说：“每当中国和邻国发生领土纠纷时，其实中国就在遏制自己的发展。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在东南亚发出经济发展倡议，巩固与日本、韩国的同盟关系，同时继续发展与印度的关系”。

而在白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管达6年之久的梅德罗斯认为，川普政府将针对中国采取非常严厉的单边贸易政策，即更大程度的对等政策，也就是美国要得到跟中国进入美国市场相同的准入程度。他说这很危险，“这基本上是一场不要命的游戏 (game of chicken)，看谁在达成协议之前能忍受最大痛苦。这将是一条非常颠簸的路，从2018年开始每个人都要系好安全带。”

因此，有印度学者认为，在贸易问题上，中国不可能只集中于经济层面，还涉及中国与地区主要大国的政治关系处理，这将是非常棘手、复杂而且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问题。

最后，引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真正的权力不在于支配弱者，真正的权力是令强者愿意为你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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